柳宗元创作的寓言发展_柳宗元创作的寓言为列（带参考pdf书籍）
柳宗元创作的寓言发展_柳宗元创作的寓言为列（带参考pdf书籍）[20191230164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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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中国传统寓言起源于民间，在先秦时期就已达到繁荣的水平，“寓言”二字最出现在《庄子·杂篇·寓言》：“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1]而先秦时期的寓言主要是作者用来阐述自己的哲学理论，或者将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治国方略放入寓言当中。伴随着唐朝“古文运动”的深入发展，出现了一批以柳宗元为代表的唐代古文大家对寓言形式进行深入的研究，并将寓言文学发展壮大。柳宗元寓言开辟了寓言的新时代，创造出独立、完整的寓言新体式，以其特有的批判性和斗争性对中唐时代产生巨大影响，即使到了当今社会，其寓言内在的艺术魅力依旧光彩夺目，依旧散发着让人难以忘怀的魅力。柳宗元不仅创造性地把先秦散文中只作为辩论或者比喻的寓言片断发展成为完整、独立的文学作品，更以这种前无古人的体式，书写了虽然数目不多却非常珍贵的二十几篇寓言佳作。这些寓言，皆“辅时及物”，有为而发，简劲犀利，幽邃隽永。不仅仅在那时的政治斗争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威力，又警示后人，虽然历经千载仍旧充满着迷人的魅力。柳宗元寓言通过形象生动的描绘来讽刺中唐社会各种腐败黑暗的社会现象，一针见血，具有深远且极富内涵的思想内容，同时他的寓言也有非常高的艺术价值和文学价值，他的社会讽刺性寓言是我国古代寓言文学发展成熟的标志。
2柳宗元创作的寓言的时代背景
2.1藩镇割据社会的动乱
柳宗元寓言，是在中唐时期黑暗现实的土壤中出现并发展的。中唐时期，皇帝昏庸无能，宦官专权，各官员派系私下斗争，朝廷内部腐败至极，政治格局动荡不安。藩镇割据趋势的日趋严重使得唐王朝感受到深深的威胁，皇帝对身边文武官僚的猜疑也与日俱增，为了加强皇权，皇帝逐步将军机要务交付给自己亲信的宦官去办，从而促成了宦官擅权的局面。宦官专权，皇帝昏庸，群臣敢怒而不敢言历史形态再次重演，更有官员以与宦官攀交为荣。政治上从内部的腐化对本已外患重重的唐王朝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朝廷内部的腐败黑暗，朝廷中混乱的腐败现象，生活在天子脚下长安的柳宗元又怎么可能没有听到传闻，动荡不安的政治格局下形成了他关切民生的意识。
2.2“永贞革新”的失败
内有藩镇割据的威胁，外有外族侵扰的隐患。社会千疮百孔，人民都处在水深火热的境地当中。以王叔文为代表的有识之士想要通过改革来改变这一格局，不料却遭到保守派势力的排挤和迫害，王叔文政治集团“永贞革新”的失败，致使柳宗元等的许多欲是政治变革的中心要员被贬谪。柳宗元寓言是他被贬至永州流亡期间，又可以继续战斗又可以避免保守派的陷害而使用的一种新型武器。
3柳宗元的身世背景对寓言创作的影响
“利安元元”的这美好的政治理想难以实现的结果以及永贞革新失败之后，柳宗元不幸被贬，失意沮丧的人生与寂寞孤独生活，都深刻影响了他的寓言创作。当“辅时及物”的政治理想碰撞上贬谪后寂寥孤独的生活时，柳宗元寄情笔端，塑造出寓言主体品格，其中主要描写他被贬到永州时期孤独无奈的愤懑旅程中，悲伤无助的回忆和“无忘生人之患”的忧国忧民的情怀。他贬谪后的思想与贬谪前大有不同，因此在对其寓言进行研究时不能脱离他的身世背景对其寓言创作的影响。
首先，柳宗元出身于官宦家庭，有过身世显赫的祖先，其祖籍山西河东郡，在当时柳与薛、裴三姓被并称为“河东三著姓”，可见其家世不凡。柳宗元祖上世代为官，两个四世祖更为厉害，一个是唐高祖李渊的外孙女婿。另一个是唐高宗李治的王皇后的舅舅。柳宗元的高伯祖柳奭曾当过宰相，他的曾祖父柳从裕和他的祖父柳察躬都做过县令。而他的父柳镇只做过低级官吏。柳宗元的母亲卢氏属祖上世代都为官吏的涿郡范阳卢氏。
其次，柳宗元年少时就胸怀大志。年轻的时候，曾经有过辉煌的进士经历，21岁，考中进士，26岁的他中博学鸿词科，先后被任命为集贤殿正字、蓝田县尉等职。贞元十九年从蓝田调回中央任监察御史里行之职。26岁至33岁这段短暂的时间，从布衣之士跳到了六品郎官的地位。在朝为官，也深受皇朝重用，使得自己少年时期大济苍生的愿望能够实现。
中年时期，因“永贞革新”失败，被贬谪为永州员外司马，在官职上这可说是一个闲职，完全没有具体职权，柳宗元上任后因没有住所提供给他，只能暂时居住在龙兴寺里面。艰辛的永州生活，使得刚到永州半年母亲就因病去世，清贫的生活环境，亲身母亲离世的精神打击，加上政治上难以平反的失意，使得柳宗元的身体健康遭受了严重的损害，一直到815年才离开永州，在永州生活的10年期间，柳宗元将自己的全部精力转向对政治、历史、哲学、文学等方面进行研究，并且游历永州山水，与当地士子结交，他大部分的寓言都在这个时间段创作出来的，贬谪前风光的生活与贬谪后寂寥的人生落差使得柳宗元的创作带有深厚的情感。
4柳氏寓言的思想
柳宗元完成了从先秦寓言关于政治哲学的描述向社会讽刺寓言关于关切人民生活的转变，对后世寓言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文学作品将鲜明的政治倾向性融入其中，深刻地揭露和讽刺统治集团黑暗和腐败的真实现状，对广大劳动人民寄以深切的同情和关怀。柳宗元在政治上遭受统治集团的迫害，被贬官以后，有机会接近下层人民，受到深刻的社会教育。感受到了他过去他所不能亲眼看到的社会黑暗的现象，了解到过去他所不能了解的人民的疾苦，现在也开始有了比较深刻的接触，这对于丰富文学创作的内容、加深作品的思想性，是有着直接的作用和影响的。柳宗元遭贬谪的经历，影响了他在文学创作中对于政治、对于人性、对于社会的看法。他将自己内心难以倾诉的心情写进其寓言，用来抒发自己沉郁悲愤，无助孤独，寂寞难耐的心情，也抒发了自己空有满腹诗书，而无法施展的失落。如 《鞭贾》中的“余”，《骂尸虫文》中的“柳子”,《宥蝮蛇文》中的“余”等。在不同的故事中, 这些形象分别代表着柳宗元现实形象的某个方面。《鞭贾》中的“余”极富洞察力，余叫僮仆烧热水来洗鞭子，一下子就失去颜色和光泽，显出灰白的原形，最后发现原来颜色是栀子染的，光泽是用蜡涂的。《骂尸虫文》中“柳子”的形象表现的是正义感，柳子认为虫子如果真的趁人昏睡的时候，出来向皇帝进谗言以要求食物，那么皇帝必然会发怒并且将它杀死，丢到地下去，使这一种类灭绝，使人们都可以安生立命从而不会得疾病或遭到灾祸，这样才是聪明正直的皇帝。《宥蝮蛇文》中的“余”具有宽容的品质。仆人虽抓到蝮蛇，但余却觉得应该怜悯他们，不应该杀了他们。“余”、“柳子”的形象意在对比和抨击黑暗的官场，痛斥那些徒有其表却能骗取高官的人。另一方面, 作者用间接的方式来塑造自我遭贬受谪，历经磨难的形象。在其寓言中大部分都有表现, 在《哀溺文》、《憎王孙文》等寓言中,“我”作为事件的评论者出现,《哀溺文》中"哀"的是作者柳宗元为那个直到死都不能觉醒的溺水者感到悲哀与哀悼,溺水者对于财产的贪念使他丧失对生命意识的珍惜,以致作者产生"大利淹死大人物"的感想, 表达了柳宗元对官场上那些贪图名利之人的担忧与讽刺。《憎王孙文》中将猿描绘成德行稳重得体，能谦让和仁爱、孝顺慈善的形象，对比猢狲德行暴躁且喧闹不已，虽然群居却彼此不和的状态。通过对善良的猿与可恶的猢狲的品德的描写，以此隐晦的表现王叔文带领的政治改革派别和以宦官、藩镇为主的保守派之间激烈的矛盾斗争。作者满怀热情来歌颂改革派美好高尚的品德，同时又无情地斥责了顽固守旧派排斥异己的种种罪行。文末还对是非不分的最高统治者提出严肃的责问，表现了一个虽然失败却没有丢失的信心和勇气的形象。作者作为评论者，将其爱憎分明的观点充分表现出来，无论是对于溺水者的“哀”，还是对于猢狲的“憎”，都体现出作者的贬谪心态：明辨是非、嫉恶如仇的高贵的品质。唐代以后的寓言很少具有这一自我塑造的特点。柳宗元寓言以反复的描述和渲染塑造了一个孤独、忧郁、高洁、不屈的自我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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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中国传统寓言起源于民间，在先秦时期就已达到繁荣的水平，“寓言”二字最出现在《庄子·杂篇·寓言》：“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1]而先秦时期的寓言主要是作者用来阐述自己的哲学理论，或者将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治国方略放入寓言当中。伴随着唐朝“古文运动”的深入发展，出现了一批以柳宗元为代表的唐代古文大家对寓言形式进行深入的研究，并将寓言文学发展壮大。柳宗元寓言开辟了寓言的新时代，创造出独立、完整的寓言新体式，以其特有的批判性和斗争性对中唐时代产生巨大影响，即使到了当今社会，其寓言内在的艺术魅力依旧光彩夺目，依旧散发着让人难以忘怀的魅力。柳宗元不仅创造性地把先秦散文中只作为辩论或者比喻的寓言片断发展成为完整、独立的文学作品，更以这种前无古人的体式，书写了虽然数目不多却非常珍贵的二十几篇寓言佳作。这些寓言，皆“辅时及物”，有为而发，简劲犀利，幽邃隽永。不仅仅在那时的政治斗争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威力，又警示后人，虽然历经千载仍旧充满着迷人的魅力。柳宗元寓言通过形象生动的描绘来讽刺中唐社会各种腐败黑暗的社会现象，一针见血，具有深远且极富内涵的思想内容，同时他的寓言也有非常高的艺术价值和文学价值，他的社会讽刺性寓言是我国古代寓言文学发展成熟的标志。
2柳宗元创作的寓言的时代背景
2.1藩镇割据社会的动乱
柳宗元寓言，是在中唐时期黑暗现实的土壤中出现并发展的。中唐时期，皇帝昏庸无能，宦官专权，各官员派系私下斗争，朝廷内部腐败至极，政治格局动荡不安。藩镇割据趋势的日趋严重使得唐王朝感受到深深的威胁，皇帝对身边文武官僚的猜疑也与日俱增，为了加强皇权，皇帝逐步将军机要务交付给自己亲信的宦官去办，从而促成了宦官擅权的局面。宦官专权，皇帝昏庸，群臣敢怒而不敢言历史形态再次重演，更有官员以与宦官攀交为荣。政治上从内部的腐化对本已外患重重的唐王朝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朝廷内部的腐败黑暗，朝廷中混乱的腐败现象，生活在天子脚下长安的柳宗元又怎么可能没有听到传闻，动荡不安的政治格局下形成了他关切民生的意识。
2.2“永贞革新”的失败
内有藩镇割据的威胁，外有外族侵扰的隐患。社会千疮百孔，人民都处在水深火热的境地当中。以王叔文为代表的有识之士想要通过改革来改变这一格局，不料却遭到保守派势力的排挤和迫害，王叔文政治集团“永贞革新”的失败，致使柳宗元等的许多欲是政治变革的中心要员被贬谪。柳宗元寓言是他被贬至永州流亡期间，又可以继续战斗又可以避免保守派的陷害而使用的一种新型武器。
3柳宗元的身世背景对寓言创作的影响
“利安元元”的这美好的政治理想难以实现的结果以及永贞革新失败之后，柳宗元不幸被贬，失意沮丧的人生与寂寞孤独生活，都深刻影响了他的寓言创作。当“辅时及物”的政治理想碰撞上贬谪后寂寥孤独的生活时，柳宗元寄情笔端，塑造出寓言主体品格，其中主要描写他被贬到永州时期孤独无奈的愤懑旅程中，悲伤无助的回忆和“无忘生人之患”的忧国忧民的情怀。他贬谪后的思想与贬谪前大有不同，因此在对其寓言进行研究时不能脱离他的身世背景对其寓言创作的影响。
首先，柳宗元出身于官宦家庭，有过身世显赫的祖先，其祖籍山西河东郡，在当时柳与薛、裴三姓被并称为“河东三著姓”，可见其家世不凡。柳宗元祖上世代为官，两个四世祖更为厉害，一个是唐高祖李渊的外孙女婿。另一个是唐高宗李治的王皇后的舅舅。柳宗元的高伯祖柳奭曾当过宰相，他的曾祖父柳从裕和他的祖父柳察躬都做过县令。而他的父柳镇只做过低级官吏。柳宗元的母亲卢氏属祖上世代都为官吏的涿郡范阳卢氏。
其次，柳宗元年少时就胸怀大志。年轻的时候，曾经有过辉煌的进士经历，21岁，考中进士，26岁的他中博学鸿词科，先后被任命为集贤殿正字、蓝田县尉等职。贞元十九年从蓝田调回中央任监察御史里行之职。26岁至33岁这段短暂的时间，从布衣之士跳到了六品郎官的地位。在朝为官，也深受皇朝重用，使得自己少年时期大济苍生的愿望能够实现。
中年时期，因“永贞革新”失败，被贬谪为永州员外司马，在官职上这可说是一个闲职，完全没有具体职权，柳宗元上任后因没有住所提供给他，只能暂时居住在龙兴寺里面。艰辛的永州生活，使得刚到永州半年母亲就因病去世，清贫的生活环境，亲身母亲离世的精神打击，加上政治上难以平反的失意，使得柳宗元的身体健康遭受了严重的损害，一直到815年才离开永州，在永州生活的10年期间，柳宗元将自己的全部精力转向对政治、历史、哲学、文学等方面进行研究，并且游历永州山水，与当地士子结交，他大部分的寓言都在这个时间段创作出来的，贬谪前风光的生活与贬谪后寂寥的人生落差使得柳宗元的创作带有深厚的情感。
4柳氏寓言的思想
柳宗元完成了从先秦寓言关于政治哲学的描述向社会讽刺寓言关于关切人民生活的转变，对后世寓言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文学作品将鲜明的政治倾向性融入其中，深刻地揭露和讽刺统治集团黑暗和腐败的真实现状，对广大劳动人民寄以深切的同情和关怀。柳宗元在政治上遭受统治集团的迫害，被贬官以后，有机会接近下层人民，受到深刻的社会教育。感受到了他过去他所不能亲眼看到的社会黑暗的现象，了解到过去他所不能了解的人民的疾苦，现在也开始有了比较深刻的接触，这对于丰富文学创作的内容、加深作品的思想性，是有着直接的作用和影响的。柳宗元遭贬谪的经历，影响了他在文学创作中对于政治、对于人性、对于社会的看法。他将自己内心难以倾诉的心情写进其寓言，用来抒发自己沉郁悲愤，无助孤独，寂寞难耐的心情，也抒发了自己空有满腹诗书，而无法施展的失落。如 《鞭贾》中的“余”，《骂尸虫文》中的“柳子”,《宥蝮蛇文》中的“余”等。在不同的故事中, 这些形象分别代表着柳宗元现实形象的某个方面。《鞭贾》中的“余”极富洞察力，余叫僮仆烧热水来洗鞭子，一下子就失去颜色和光泽，显出灰白的原形，最后发现原来颜色是栀子染的，光泽是用蜡涂的。《骂尸虫文》中“柳子”的形象表现的是正义感，柳子认为虫子如果真的趁人昏睡的时候，出来向皇帝进谗言以要求食物，那么皇帝必然会发怒并且将它杀死，丢到地下去，使这一种类灭绝，使人们都可以安生立命从而不会得疾病或遭到灾祸，这样才是聪明正直的皇帝。《宥蝮蛇文》中的“余”具有宽容的品质。仆人虽抓到蝮蛇，但余却觉得应该怜悯他们，不应该杀了他们。“余”、“柳子”的形象意在对比和抨击黑暗的官场，痛斥那些徒有其表却能骗取高官的人。另一方面, 作者用间接的方式来塑造自我遭贬受谪，历经磨难的形象。在其寓言中大部分都有表现, 在《哀溺文》、《憎王孙文》等寓言中,“我”作为事件的评论者出现,《哀溺文》中"哀"的是作者柳宗元为那个直到死都不能觉醒的溺水者感到悲哀与哀悼,溺水者对于财产的贪念使他丧失对生命意识的珍惜,以致作者产生"大利淹死大人物"的感想, 表达了柳宗元对官场上那些贪图名利之人的担忧与讽刺。《憎王孙文》中将猿描绘成德行稳重得体，能谦让和仁爱、孝顺慈善的形象，对比猢狲德行暴躁且喧闹不已，虽然群居却彼此不和的状态。通过对善良的猿与可恶的猢狲的品德的描写，以此隐晦的表现王叔文带领的政治改革派别和以宦官、藩镇为主的保守派之间激烈的矛盾斗争。作者满怀热情来歌颂改革派美好高尚的品德，同时又无情地斥责了顽固守旧派排斥异己的种种罪行。文末还对是非不分的最高统治者提出严肃的责问，表现了一个虽然失败却没有丢失的信心和勇气的形象。作者作为评论者，将其爱憎分明的观点充分表现出来，无论是对于溺水者的“哀”，还是对于猢狲的“憎”，都体现出作者的贬谪心态：明辨是非、嫉恶如仇的高贵的品质。唐代以后的寓言很少具有这一自我塑造的特点。柳宗元寓言以反复的描述和渲染塑造了一个孤独、忧郁、高洁、不屈的自我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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