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视角下农民工回流意愿的比较研究

中国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迁移已有30多年的时间,在迁移过程中存在着农民工回流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新老两代农民工在回流意愿方面的差异也逐渐显现。本文使用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数据,通过计量统计方法对农民工回流意愿进行了比较分析存在回流意愿的新老两代农民工都具有受教育程度偏低、就业稳定性差、城市融合度不高以及缺乏城市社会保障等特点。总体来看,农民工的回流意愿是个人和家庭因素的综合影响所产生的。老家的房屋面积、负担以及家庭月收入等家庭因素会对农民工的回流意愿产生显著的影响。个人因素方面,新老两代存在差异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一代农民工更加注重物质条件,而非稳定的就业与未来保障,并且相对于城市中的社交需求,他们更注重自我身份的认同。
目录
摘要 1
关键词 1
Abstract 1
Keywords 1
引言 2
一、 理论与文献回顾 2
(一) 回流理论 2
(二) 文献回顾 2
1. 农民工回流的成因 2
2. 农民工回流决策的影响因素 3
二、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3
(一) 数据来源 3
(二) 变量选择 3
三、 农民工群体特征比较分析 5
(一) 新老两代农民工的共同特征 8
1. 具有回流意愿的农民工往往是“被动返乡者” 8
2. 具有回流意愿的农民工家庭重心依然在老家 8
(二) 新老两代农民工的群体差异 8
1. 具有回流意愿的新老两代农民工的年龄结构有所不同 8
四、 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9
(一) 个人因素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 10
1. 相同点 10
2. 不同点 10
(二) 家庭因素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 11
1. 相同点 11
2. 不同点 11
五、 结论与讨论 11
致谢 13
参考文献 14
代际视角下农民工回流意愿的比较研究
引言
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是世 *好棒文|www.hbsrm.com +Q: @351916072@ 
界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陶树果,高向东,余运江,2015)。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形成了规模庞大的流动人口群体,经历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口流动,并且规模在逐年扩大(赵春辉,2009),而流动人口的主体便是农民工。《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末全国流动人口2.44亿,其中外出就业农民工有1.72亿人,约占流动人口总数的70.43%。然而这种流动并不是单向的由农村向城市迁移,往往还存在着回流和再迁移的现象(Bonifacio,2014)。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民工群体也出现了分化,新一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要力量。两代农民工在成长背景和工作环境等方面的不同也使其在回流意愿上有所区别:大城市新生代农民工返乡意愿往往更为强烈(李忠旭,郑文杰,2015),他们更容易受到农村拉力的影响,老家的农业收入和老家的经济水平可以显著提高新一代农民工的回流意愿;相反,城市的拉力则反映在老一代农民工上,如稳定的工作、较高的工作收入对回流意愿有明显的反向影响(赵翌,2015)。上述的研究结论也正是本文关心的问题,即在回流意愿方面,新老两代农民工是否存在代际差异?本研究拟从两个方面去进行比较分析,一是存在回流意愿的两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有无差异,二是两代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因素是否不同。
理论与文献回顾
回流理论
关于劳动力回流方面的理论研究,国外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按照理论发展的逻辑和顺序,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古典理论发展时期、新古典理论发展时期和新迁移理论发展时期(盛来运,2008)。
古典理论发展时期的代表理论为人口转移推拉理论(PushPull Theory),该理论认为,人口流动的目的是改善生活条件,人口流动的动力机制是流入地的有利条件(拉力)和流出地的不利条件(推力)。
新古典理论在推拉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其中最著名的是刘易斯(Lewis)的城乡迁移理论和托达罗(Todaro)的人口迁移模型。其中,刘易斯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转移的二元经济模型,后来,拉尼斯(Ranis)和费景汉(Fei)对该模型进行了修正,最终得到了LRF二元经济模型。托达罗由在此基础上又解释了在城市存在失业的既有事实下,农民仍然会选择向城市迁移的问题。
随着世界人口迁移格局的不断变化,人口迁移理论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斯达克(Stark)在90年代末期专门对回流进行研究(李新平,2014),提出了以他为代表的新经济迁移理论(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他将回流的主体由个人转向了家庭,认为劳动力回流是为了提高相对购买力和分散家庭风险。
文献回顾
我国对于农民工回流问题的研究十分广泛,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农民工回流的概念界定、历史回顾、影响因素、就业选择、社会效应和政策建议等。结合本文研究目的,主要就农民工回流的成因和影响因素两个方面进行了文献梳理:
农民工回流的成因
关于返乡行为成因的研究,可以归结为主动返乡和被动返乡两个方面(宋艳姣,2017)。国内对于主动返乡的“成功者”关注较多(齐小兵,2013),主动返乡的农民工往往有所成就,学习了一技之长,希望借助政策支持优势和外出务工经验返乡创业(胡雯等,2013;赵菲菲等,2006;林学翔等,2012)。另外,不少学者认为农民工回流是由于身份认同、家庭照顾和经济危机等外在因素引发的被迫回流(万国威,2015),他们可能因家庭或本人情况发生变化、无法适应城市激烈的竞争或者难以忍受流水线上工作等原因而不得不返乡(赵菲菲等,2006)。虽然农民工承受了很多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但是从经济学视角进行分析会发现,回流行为也是农民工利益比较的理性选择和预防风险的现实需要(刘铮,2006)。
农民工回流决策的影响因素
农民工回流决策的影响因素是目前国内学术界的关注热点。在农民工回流的实证研究,国内研究多关注个人特征、经济条件、家庭层面、社会网络对劳动力回流决策的影响(孙旭等,2014)。个人特征主要包括年龄、性别和婚姻状况,婚姻状况对于回流决策的影响并不显著,而男性、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民工回流意愿较强(景晓芬等,2012),谢勇等(2017)研究表明40岁以上的农民工返乡概率显著上升,而赵翌(2015)则认为年龄越小的新生代农民工返乡意愿越强。经济条件主要以收入水平作为衡量指标,平均月收入较高者回流意愿较弱(郑文杰,2015)。家庭层面,子女在本地上学者回流意愿会变弱(孙旭等,2014;景晓芬等,2012),而当农民工在老家家庭禀赋较好,寄回老家钱物越多时,其回流意愿就会增强(石智雷,2015)。另外,社会网络的构建有利于帮助农民工融入城市,当农民工的社会资本缺失,没有城市归属感时,返乡概率就会上升(罗明忠,2008)。除了以上观点以外,孙旭等(2014)还提出我国特殊转轨过程、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也是影响农民工回流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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