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兼业对水稻化肥施用延误的影响分析
基于江苏省里下河平原地区水稻种植户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户兼业对水稻化肥施用延误的影响。研究发现,农业决策者的非农就业时间、居住地点和人地比例对水稻化肥施用延误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因此要凭借完善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和大力促进农业科技推广等方式来改善。
目录
摘要1
关键词1
Abstract1
Key words1
一、理论框架2
(一)农户兼业对水稻化肥施用延误的理论框架2
(二)农户化肥施用行为与行为模式3
(三)水稻化肥施用的三个重要时期4
二、数据来源和模型构造4
(一)数据来源4
(二)模型构造4
(三)变量指标说明4
三、描述性分析5
四、实证分析 6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8(一)全文结论8(二)政策建议8
致谢8
参考文献9
表1 变量名称及含义5
表2 数据描述性统计表6
表3 农户兼业对水稻基肥期施肥延误影响的Probit模型估计7
表4 农户兼业对水稻蘖肥期施肥延误影响的Probit模型估计7
表5 农户兼业对水稻穗肥期施肥延误影响的Probit模型估计8
农户兼业对水稻化肥施用延误的影响分析
引言
我国人多地少,耕地资源有限,人地矛盾显著。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不断快速增长对粮食需求的增加,维护粮食安全日渐成为关乎国计民生的急切任务。这也体现出农作物产量提高对我国农业生产增长的重要性。粮食产量的增加与化肥使用之间存在极大的关联性,化肥作为农业生产者常用的提高单产的生产措施有显著效果,对粮食增产有突出贡献。众所周知,在现阶段由于农户化肥施用量的不断增加、施肥延误和施肥方式不科学,化肥的增产能力和营养效率不断下降,边际效应递减,养分在土壤中的损失逐渐严重,化肥超量施用导致的农业面源污染严重等问题逐渐引起各界关注。2015年2月农业部下发文件《到2020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聚焦我国化肥施用问题,大力推进化肥增效减量,对我国农业生产中的化肥施用提出指导性意见和任务。因此从 *好棒文|www.hbsrm.com +Q: ^351916072*
施肥的微观主体农户的角度来研究农户化肥施用时机选择及其所造成的影响,不仅是政策落实和国家农业生产宏观调整的需要,而且也有利于指导农户科学合理施肥、把握合适施肥时机和降低农业面源污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农户施肥行为直接影响农户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化肥的使用方式和效果。已有的关于农户施肥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户施肥行为结果分析和影响因素分析。农户对施肥的重视程度、施肥的准确度和施肥的时机把握对水稻高产有重要作用(周开明等,2014)。农户施肥存在行为依赖,有逐渐增加施用量的倾向,环保意识较弱(李杰,吴敏,2011)。影响农户施肥行为的因素包括资源禀赋、个体特质以及市场和政策在内的内外部诸多因素。外部要素主要起激励作用,包括市场环境和政策制度等非农产业因素的发展,其中市场环境包括社会资本、市场竞争与风险、技术推广(宋宇,2016);政策制度主要包括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农业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以及传统文化理念、社会道德规范(姜太碧,2015)等非正式制度因素。内部因素是制约因素,主要包含资源禀赋中的自然条件、土地、资金、劳动力;个体特征中的性别年龄、家庭组成、兼业化程度(茹敬贤,2008);行为心理因素中的态度认知(对化肥及其施用效果的认知)、主观认识(化肥信息获取)、行为控制(获得化肥的便利性)等多个因素(颜璐,2013)。其中兼业化程度对农户施肥行为有相当重要的影响。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工业化、信息化和城市化对农户生产经营的影响越来越深,大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流入城镇或农村非农产业,农户兼业化是普遍规律(傅丽,漆雁斌,2017)。这带来多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农民兼业收入已成为农民家庭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农户的收入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农户资源的分派比例,这直接影响到农户在农业生产中化肥的施用选择;另一方面农民兼业影响到农户在农业生产上的时间投入和劳动力投入,这些也都制约农户在化肥施用的选择决策。由此可见,农户兼业化这一个体特征是农户施肥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
在已有研究中少有对水稻化肥施用时机的讨论,尤其是关于化肥施用延误及其影响因素。但是农业生产独特的季节性使得化肥施用时机成为影响农业生产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如果不能选择恰当的施用时机,将会给农业生产造成数量和质量上的损失,因此研究化肥施用延误具有经济意义。农户兼业是影响化肥施用时机的重要因素,关注农户兼业对判断化肥施用时机具有研究意义。本文关于农业生产过程中农户兼业对化肥施用延误影响的讨论,一方面可以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可为减少化肥污染、促进化肥增效减量等政策措施提供决策参考和可行性建议。
一、理论框架
(一)农户兼业对水稻化肥施用延误的理论框架
在目前我国城乡经济快速发展和特殊的二元结构的环境下,农户兼业逐渐成为农户生产经营的普遍形式,也是农户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选择。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周期性使得农业生产具有一定的弹性,一方面它给农户从事非农工作提供可能,另一方面它限制了农民的生存空间和发展空间。因此,对其要从正反两个角度看待。对于施用化肥而言,农户兼业带来的农民收入增长和劳动力素质提高等优势,可能会导致化肥施用的增加。并且农户兼业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减少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投入,可能会促使农民增加生产要素投入来提高农户家庭收入。但是农户兼业也可能会导致农村土地撂荒、农村劳动力老年化等问题,这对化肥投入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
现阶段化肥施用量过大、利用效率低下以及施肥延误导致的农作物增产边际效率下降和农业面源污染严重等问题,与化肥不合理施用息息相关。除去农民知识水平较低、受传统观念影响,施肥配套技术落后,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较低等原因之外,农户兼业也对化肥不合理施用有显著影响。首先,农户非农就业时间会影响农户在农业生产上投入的时间。若农户非农就业时间越长,农业生产时间就会相对越短,这可能会减少农户在农业生产上的时间投入和精力投入,进而可能导致施肥延误。其次,农户兼业可能会导致农民住在远离农村的城镇。即农民远离农业生产的耕地,交通成本会影响农民做出是否回村施肥和何时回村施肥的决策,同时也会影响施肥农户的数量和特征。
农业决策者非农就业时间和居住地点是两个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衡量农户兼业的基本因素,以此为基础结合其它因素可以从更多的角度进一步分析农户兼业对水稻施肥延误的影响。结合心理因素分析,非农就业时间会侵占农业决策选择的时间,压缩了农业决策者在农业生产的决策时间,使得农户在农业生产上的注意力受到削弱甚至无暇顾及,进而产生焦虑、犹豫、急躁等负面情绪,不利于及时做出正确的判断。远离农村在外地从事非农工作,农业决策者会置身于与家乡有很大差异的社会环境,接触更加多元的文化,从而淡化封闭保守的小农心理和传统农业生产的潜意识,形成更加开放乐观的心理状态。结合家庭经济原因分析,农业决策者非农就业时间反映了一个农户家庭的经济选择倾向,如果农户家庭因偏好提高非农收入而增加非农就业时间,施肥延误也许是农业决策者的主动放弃或战略选择。尽管更高的非农收入可以有效提高农户家庭的收入水平,这样农业决策者在农业生产上有余力投入更多的资源,比如通过雇人或机械作业施肥来规避化肥施用延误,农业决策者倾向于将非农收入用于消费和储蓄,而不是扩大农业再生产。尽管不愿意放弃农村的土地,农业决策者仍然希望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因此在外地工作生活的优势使得农业决策者逐渐倾向于把家庭经济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这种家庭经济重心的转移会导致农业生产投入的减少和滞后。
目录
摘要1
关键词1
Abstract1
Key words1
一、理论框架2
(一)农户兼业对水稻化肥施用延误的理论框架2
(二)农户化肥施用行为与行为模式3
(三)水稻化肥施用的三个重要时期4
二、数据来源和模型构造4
(一)数据来源4
(二)模型构造4
(三)变量指标说明4
三、描述性分析5
四、实证分析 6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8(一)全文结论8(二)政策建议8
致谢8
参考文献9
表1 变量名称及含义5
表2 数据描述性统计表6
表3 农户兼业对水稻基肥期施肥延误影响的Probit模型估计7
表4 农户兼业对水稻蘖肥期施肥延误影响的Probit模型估计7
表5 农户兼业对水稻穗肥期施肥延误影响的Probit模型估计8
农户兼业对水稻化肥施用延误的影响分析
引言
我国人多地少,耕地资源有限,人地矛盾显著。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不断快速增长对粮食需求的增加,维护粮食安全日渐成为关乎国计民生的急切任务。这也体现出农作物产量提高对我国农业生产增长的重要性。粮食产量的增加与化肥使用之间存在极大的关联性,化肥作为农业生产者常用的提高单产的生产措施有显著效果,对粮食增产有突出贡献。众所周知,在现阶段由于农户化肥施用量的不断增加、施肥延误和施肥方式不科学,化肥的增产能力和营养效率不断下降,边际效应递减,养分在土壤中的损失逐渐严重,化肥超量施用导致的农业面源污染严重等问题逐渐引起各界关注。2015年2月农业部下发文件《到2020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聚焦我国化肥施用问题,大力推进化肥增效减量,对我国农业生产中的化肥施用提出指导性意见和任务。因此从 *好棒文|www.hbsrm.com +Q: ^351916072*
施肥的微观主体农户的角度来研究农户化肥施用时机选择及其所造成的影响,不仅是政策落实和国家农业生产宏观调整的需要,而且也有利于指导农户科学合理施肥、把握合适施肥时机和降低农业面源污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农户施肥行为直接影响农户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化肥的使用方式和效果。已有的关于农户施肥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户施肥行为结果分析和影响因素分析。农户对施肥的重视程度、施肥的准确度和施肥的时机把握对水稻高产有重要作用(周开明等,2014)。农户施肥存在行为依赖,有逐渐增加施用量的倾向,环保意识较弱(李杰,吴敏,2011)。影响农户施肥行为的因素包括资源禀赋、个体特质以及市场和政策在内的内外部诸多因素。外部要素主要起激励作用,包括市场环境和政策制度等非农产业因素的发展,其中市场环境包括社会资本、市场竞争与风险、技术推广(宋宇,2016);政策制度主要包括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农业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以及传统文化理念、社会道德规范(姜太碧,2015)等非正式制度因素。内部因素是制约因素,主要包含资源禀赋中的自然条件、土地、资金、劳动力;个体特征中的性别年龄、家庭组成、兼业化程度(茹敬贤,2008);行为心理因素中的态度认知(对化肥及其施用效果的认知)、主观认识(化肥信息获取)、行为控制(获得化肥的便利性)等多个因素(颜璐,2013)。其中兼业化程度对农户施肥行为有相当重要的影响。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工业化、信息化和城市化对农户生产经营的影响越来越深,大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流入城镇或农村非农产业,农户兼业化是普遍规律(傅丽,漆雁斌,2017)。这带来多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农民兼业收入已成为农民家庭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农户的收入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农户资源的分派比例,这直接影响到农户在农业生产中化肥的施用选择;另一方面农民兼业影响到农户在农业生产上的时间投入和劳动力投入,这些也都制约农户在化肥施用的选择决策。由此可见,农户兼业化这一个体特征是农户施肥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
在已有研究中少有对水稻化肥施用时机的讨论,尤其是关于化肥施用延误及其影响因素。但是农业生产独特的季节性使得化肥施用时机成为影响农业生产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如果不能选择恰当的施用时机,将会给农业生产造成数量和质量上的损失,因此研究化肥施用延误具有经济意义。农户兼业是影响化肥施用时机的重要因素,关注农户兼业对判断化肥施用时机具有研究意义。本文关于农业生产过程中农户兼业对化肥施用延误影响的讨论,一方面可以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可为减少化肥污染、促进化肥增效减量等政策措施提供决策参考和可行性建议。
一、理论框架
(一)农户兼业对水稻化肥施用延误的理论框架
在目前我国城乡经济快速发展和特殊的二元结构的环境下,农户兼业逐渐成为农户生产经营的普遍形式,也是农户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选择。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周期性使得农业生产具有一定的弹性,一方面它给农户从事非农工作提供可能,另一方面它限制了农民的生存空间和发展空间。因此,对其要从正反两个角度看待。对于施用化肥而言,农户兼业带来的农民收入增长和劳动力素质提高等优势,可能会导致化肥施用的增加。并且农户兼业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减少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投入,可能会促使农民增加生产要素投入来提高农户家庭收入。但是农户兼业也可能会导致农村土地撂荒、农村劳动力老年化等问题,这对化肥投入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
现阶段化肥施用量过大、利用效率低下以及施肥延误导致的农作物增产边际效率下降和农业面源污染严重等问题,与化肥不合理施用息息相关。除去农民知识水平较低、受传统观念影响,施肥配套技术落后,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较低等原因之外,农户兼业也对化肥不合理施用有显著影响。首先,农户非农就业时间会影响农户在农业生产上投入的时间。若农户非农就业时间越长,农业生产时间就会相对越短,这可能会减少农户在农业生产上的时间投入和精力投入,进而可能导致施肥延误。其次,农户兼业可能会导致农民住在远离农村的城镇。即农民远离农业生产的耕地,交通成本会影响农民做出是否回村施肥和何时回村施肥的决策,同时也会影响施肥农户的数量和特征。
农业决策者非农就业时间和居住地点是两个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衡量农户兼业的基本因素,以此为基础结合其它因素可以从更多的角度进一步分析农户兼业对水稻施肥延误的影响。结合心理因素分析,非农就业时间会侵占农业决策选择的时间,压缩了农业决策者在农业生产的决策时间,使得农户在农业生产上的注意力受到削弱甚至无暇顾及,进而产生焦虑、犹豫、急躁等负面情绪,不利于及时做出正确的判断。远离农村在外地从事非农工作,农业决策者会置身于与家乡有很大差异的社会环境,接触更加多元的文化,从而淡化封闭保守的小农心理和传统农业生产的潜意识,形成更加开放乐观的心理状态。结合家庭经济原因分析,农业决策者非农就业时间反映了一个农户家庭的经济选择倾向,如果农户家庭因偏好提高非农收入而增加非农就业时间,施肥延误也许是农业决策者的主动放弃或战略选择。尽管更高的非农收入可以有效提高农户家庭的收入水平,这样农业决策者在农业生产上有余力投入更多的资源,比如通过雇人或机械作业施肥来规避化肥施用延误,农业决策者倾向于将非农收入用于消费和储蓄,而不是扩大农业再生产。尽管不愿意放弃农村的土地,农业决策者仍然希望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因此在外地工作生活的优势使得农业决策者逐渐倾向于把家庭经济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这种家庭经济重心的转移会导致农业生产投入的减少和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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