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在白鹿原上的悲剧映射(附件)
摘 要儒家文化是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向来用“仁、义、礼、智、信”规范着人们的言谈举止，维护社会的秩序，保持社会的稳定。而陈忠实笔下的白鹿原，有着几千年封建社会存留下来的伦理规范和几千年文化积淀形成的文化心理。在这个原上，白嘉轩、朱先生、白孝文、鹿子霖等在白鹿原上生活的每一个人都是儒家文化最直接的体现者。但从这些人的身上，却又表现出了对儒家文化的背离和讽刺。他们在受着儒家文化影响规范着自己的言行举止的同时，也被儒家文化摧残着他们的本性；传统的伦理道德在他们身上都展现出来了深深地讽刺意味。
Key words: Confucian culture; rebellion; challenge; tragedy 目 录
1 人性的扭曲 1
1.1 仁义的无力 1
1.2 丑恶的频现 2
2 宗法教育的失败 5
2.1 礼教的沦陷 5
2.2 新思想的冲击 6
2.3 黑娃的救赎 7
3 精神支柱的坍塌 10
3.1 祠堂的坍塌 10
3.2 田小娥的胜利 11
3.3 朱先生的倒下 12
结语 15
参考文献 16
致谢 17
1 人性的扭曲
整个白鹿原上，飘荡得最浓烈的便是仁义的气息。但这并不代表在白鹿原上人人都是仁义的信奉者和践行者，没有人做偷鸡摸狗等违背仁义道德的事。就像陈忠实在《灞桥民间文学集成序》中所说的：“这块土地既接受文明又容纳污垢。在缓慢的历史演进中，封建思想文化封建道德衍化成为乡约村规家法民俗，渗透到每一个公社，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族，渗透过一代又一代平民的血液，形成这一方地域上的人的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1]在这片土地上，不乏举着仁义的招牌扼杀人性的刽子手。
1.1 仁义的无力
在这一片有着深厚宗法文化的土地上，儒家文化中的仁义是其主流的思想。正是在这样的浓烈氛围下，白嘉轩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用“耕读传家”、“学为好人”的传统道德教育后代，在李家寡妇卖地事件中，白嘉轩的重仁义、讲宽容的仁义之举为白鹿村赢来了“仁义白鹿村”的招牌；他请 *好棒文|www.hbsrm.com +Q: ￥351916072￥
朱先生拟定《乡约》，并将其拓在石碑上，以此来规范村民的举止言谈，并要求村民每天都去诵读学习。在《乡约》的规范下，“偷鸡摸狗摘桃掐瓜之类的事顿然绝迹，摸牌九、搓麻将、抹花花、掷骰子等等赌博营生全踢了摊子，打架斗殴、扯街骂巷的争斗事件再不发生，白鹿村人一个个都变得和颜可掬、文质彬彬，连说话的声音都柔和纤细了。”[2](P79)可见，在白嘉轩这样一位族长的带领下，村子的风气都有很大的改观。白嘉轩将儒家思想的“仁”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的同时，也带动了全村村民。但同时，也就是在这样强大浓厚的儒家文化氛围下，白嘉轩的仁义仍然显得很苍白无力。
白嘉轩自己的一套仁义道德并没有感化黑娃，他对黑娃一家的“恩惠”反而成了黑娃的负担。为了换地，和鹿家斗心机，拼演技；儒家文化的正统在这个原上却是这般遭遇，确是悲哀。当自己最爱的小女儿白灵要离家出走的时候，白嘉轩做的竟是“只当她死了”[2](P175)并且断绝了父女关系；对自己最亲的人是这般心狠，更何况是对待其他人；一位信奉儒家仁义道德的仁义之士竟是这般“铁石心肠”。在白嘉轩这里，“仁义”不过是他用来让村民都“臣服”于他的一个工具。白鹿村里凡有违反族规乡约的，他都毫不手软，用刺刷把狗蛋活活打死，也将田小娥打得皮开肉绽；他用惩治破坏村风行为这样的招牌，将人的生命随意践踏，以此来树立他在村子里的威望。白嘉轩的七娶六丧，对前六任妻子的死竟是那般淡定和默然，着实让人咋然；在他眼里，女人只意味着生孩子，传宗接代，只是一个工具，毫无独立人格可言；对待田小娥，因为田小娥挑战了他在白鹿原上的权威，不让她进祠堂，修塔将其压住，恨不得将田小娥打入十八层地狱。他对女性的这种漠视的态度和残忍的做法与儒家的“仁者爱人”思想是大相径庭的。包括为了得孙子，他安排兔娃和他的三儿媳妇野合，并为了顾及面子，还设计了一个天衣无缝的骗局。这样的仁义，只是看起来仁义，只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为了让村里的人都认可他。
同时，白嘉轩用朱先生写的“耕读传家”作为家训，希望自己的子子孙孙都能谨记，好好侍弄田地，好好上学，并将此发扬光大。然而却是白嘉轩最先在白鹿原上种植了鸦片，为的是让他发家致富；白嘉轩在对待自己的家庭，在利面前，并没有谨守“耕读传家”的家训。虽然在朱先生的带领下开始了禁烟，但在白嘉轩的意识层面，他并没有意识到“土”将会给这个村子带来的灾难。
一位儒家文化的“忠实粉丝”都在“背信弃义”，可见在这里，仁义并没有深入人心；在白嘉轩身上，有太多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烙印，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在白嘉轩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在这个原上，传统文化就像一片乌云，虽然遮住了烈日，但更多的是带来了狂风暴雨。费秉勋在《评白嘉轩》中说到，“白嘉轩的悲剧性就在于，作为一个封建性的人物，虽然到了反封建的历史时期，他身上的许多东西却仍然呈现出充分的精神价值，而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却要为时代所革除，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就显示出浓厚的悲剧性。”[3]
1.2 丑恶的频现
与白嘉轩迥然不同的一位人物，就是鹿子霖。作品将白嘉轩塑造成白鹿村的仁义楷模，而鹿子霖则正好相反，是一个反面典型人物。鹿子霖的所作所为，都透露出他的自私、肤浅、道貌岸然、放荡淫逸的本质特点。
村子里但凡有点姿色的妇女，都被鹿子霖糟蹋过，导致满村都是他的干儿子；这并没有让鹿子霖有任何羞耻感，反而有种洋洋得意和骄傲的姿态；儒家文化的“礼义廉耻”，并没有净化鹿子霖肮脏的内心，反而鹿子霖丑恶面孔的一次又一次的出现，对儒家文化而言，有着深深的讽刺意味。
鹿子霖一直与白嘉轩针锋相对，在与白嘉轩的明争暗斗中，可见这个人的阴险狡诈。首先是在黑娃遇险的空档，以此要挟田小娥并趁机占有田小娥，在他眼里，满足他的兽欲比讲求仁义廉耻要重要得多；甚至鹿子霖将田小娥作为他报复白嘉轩的工具，让田小娥诱惑白孝文，把白孝文拉下水，让白嘉轩丢人。在田小娥面前，鹿子霖又是一副同情且可怜她的嘴脸，实际上早已把田小娥害得不轻；为了保住他的名声，设计惩罚狗蛋，同时也亲手将田小娥送上行刑台，毫无半点同情之心。鹿子霖不是在帮田小娥救黑娃，而是借此名来欺辱霸占田小娥。单从对待田小娥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鹿子霖的道貌岸然、虚伪狡诈。
鹿子霖与白嘉轩的不同，从他们各自的发家之道上就已经显现出来了。“在白鹿原上，白家的家学传统体现在《乡约》上，白家的威严体现在祠堂里，而鹿家的家学传统就是鹿马勺艰难曲折的人生经验，形象、生动、直观。”[4]鹿子霖不像白嘉轩，是“根正苗红”地从侍弄田地开始，一步一步置办田产和物产，而是从做勺勺客开始，受尽屈辱和折磨，才得到赏识，发家致富的。这种发家之道就使得鹿子霖具有商人的某些思想，以及强烈的功利心。在鹿子霖的眼里，传统的儒家文化的价值观的影响力已经在慢慢减退，儒家文化的仁义、博爱之心等等在鹿子霖身上显然已荡然无存了。随着鹿家的一步步发展壮大，儒家文化正呈现出衰落的趋势。
Key words: Confucian culture; rebellion; challenge; tragedy 目 录
1 人性的扭曲 1
1.1 仁义的无力 1
1.2 丑恶的频现 2
2 宗法教育的失败 5
2.1 礼教的沦陷 5
2.2 新思想的冲击 6
2.3 黑娃的救赎 7
3 精神支柱的坍塌 10
3.1 祠堂的坍塌 10
3.2 田小娥的胜利 11
3.3 朱先生的倒下 12
结语 15
参考文献 16
致谢 17
1 人性的扭曲
整个白鹿原上，飘荡得最浓烈的便是仁义的气息。但这并不代表在白鹿原上人人都是仁义的信奉者和践行者，没有人做偷鸡摸狗等违背仁义道德的事。就像陈忠实在《灞桥民间文学集成序》中所说的：“这块土地既接受文明又容纳污垢。在缓慢的历史演进中，封建思想文化封建道德衍化成为乡约村规家法民俗，渗透到每一个公社，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族，渗透过一代又一代平民的血液，形成这一方地域上的人的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1]在这片土地上，不乏举着仁义的招牌扼杀人性的刽子手。
1.1 仁义的无力
在这一片有着深厚宗法文化的土地上，儒家文化中的仁义是其主流的思想。正是在这样的浓烈氛围下，白嘉轩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用“耕读传家”、“学为好人”的传统道德教育后代，在李家寡妇卖地事件中，白嘉轩的重仁义、讲宽容的仁义之举为白鹿村赢来了“仁义白鹿村”的招牌；他请 *好棒文|www.hbsrm.com +Q: ￥351916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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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嘉轩自己的一套仁义道德并没有感化黑娃，他对黑娃一家的“恩惠”反而成了黑娃的负担。为了换地，和鹿家斗心机，拼演技；儒家文化的正统在这个原上却是这般遭遇，确是悲哀。当自己最爱的小女儿白灵要离家出走的时候，白嘉轩做的竟是“只当她死了”[2](P175)并且断绝了父女关系；对自己最亲的人是这般心狠，更何况是对待其他人；一位信奉儒家仁义道德的仁义之士竟是这般“铁石心肠”。在白嘉轩这里，“仁义”不过是他用来让村民都“臣服”于他的一个工具。白鹿村里凡有违反族规乡约的，他都毫不手软，用刺刷把狗蛋活活打死，也将田小娥打得皮开肉绽；他用惩治破坏村风行为这样的招牌，将人的生命随意践踏，以此来树立他在村子里的威望。白嘉轩的七娶六丧，对前六任妻子的死竟是那般淡定和默然，着实让人咋然；在他眼里，女人只意味着生孩子，传宗接代，只是一个工具，毫无独立人格可言；对待田小娥，因为田小娥挑战了他在白鹿原上的权威，不让她进祠堂，修塔将其压住，恨不得将田小娥打入十八层地狱。他对女性的这种漠视的态度和残忍的做法与儒家的“仁者爱人”思想是大相径庭的。包括为了得孙子，他安排兔娃和他的三儿媳妇野合，并为了顾及面子，还设计了一个天衣无缝的骗局。这样的仁义，只是看起来仁义，只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为了让村里的人都认可他。
同时，白嘉轩用朱先生写的“耕读传家”作为家训，希望自己的子子孙孙都能谨记，好好侍弄田地，好好上学，并将此发扬光大。然而却是白嘉轩最先在白鹿原上种植了鸦片，为的是让他发家致富；白嘉轩在对待自己的家庭，在利面前，并没有谨守“耕读传家”的家训。虽然在朱先生的带领下开始了禁烟，但在白嘉轩的意识层面，他并没有意识到“土”将会给这个村子带来的灾难。
一位儒家文化的“忠实粉丝”都在“背信弃义”，可见在这里，仁义并没有深入人心；在白嘉轩身上，有太多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烙印，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在白嘉轩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在这个原上，传统文化就像一片乌云，虽然遮住了烈日，但更多的是带来了狂风暴雨。费秉勋在《评白嘉轩》中说到，“白嘉轩的悲剧性就在于，作为一个封建性的人物，虽然到了反封建的历史时期，他身上的许多东西却仍然呈现出充分的精神价值，而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却要为时代所革除，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就显示出浓厚的悲剧性。”[3]
1.2 丑恶的频现
与白嘉轩迥然不同的一位人物，就是鹿子霖。作品将白嘉轩塑造成白鹿村的仁义楷模，而鹿子霖则正好相反，是一个反面典型人物。鹿子霖的所作所为，都透露出他的自私、肤浅、道貌岸然、放荡淫逸的本质特点。
村子里但凡有点姿色的妇女，都被鹿子霖糟蹋过，导致满村都是他的干儿子；这并没有让鹿子霖有任何羞耻感，反而有种洋洋得意和骄傲的姿态；儒家文化的“礼义廉耻”，并没有净化鹿子霖肮脏的内心，反而鹿子霖丑恶面孔的一次又一次的出现，对儒家文化而言，有着深深的讽刺意味。
鹿子霖一直与白嘉轩针锋相对，在与白嘉轩的明争暗斗中，可见这个人的阴险狡诈。首先是在黑娃遇险的空档，以此要挟田小娥并趁机占有田小娥，在他眼里，满足他的兽欲比讲求仁义廉耻要重要得多；甚至鹿子霖将田小娥作为他报复白嘉轩的工具，让田小娥诱惑白孝文，把白孝文拉下水，让白嘉轩丢人。在田小娥面前，鹿子霖又是一副同情且可怜她的嘴脸，实际上早已把田小娥害得不轻；为了保住他的名声，设计惩罚狗蛋，同时也亲手将田小娥送上行刑台，毫无半点同情之心。鹿子霖不是在帮田小娥救黑娃，而是借此名来欺辱霸占田小娥。单从对待田小娥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鹿子霖的道貌岸然、虚伪狡诈。
鹿子霖与白嘉轩的不同，从他们各自的发家之道上就已经显现出来了。“在白鹿原上，白家的家学传统体现在《乡约》上，白家的威严体现在祠堂里，而鹿家的家学传统就是鹿马勺艰难曲折的人生经验，形象、生动、直观。”[4]鹿子霖不像白嘉轩，是“根正苗红”地从侍弄田地开始，一步一步置办田产和物产，而是从做勺勺客开始，受尽屈辱和折磨，才得到赏识，发家致富的。这种发家之道就使得鹿子霖具有商人的某些思想，以及强烈的功利心。在鹿子霖的眼里，传统的儒家文化的价值观的影响力已经在慢慢减退，儒家文化的仁义、博爱之心等等在鹿子霖身上显然已荡然无存了。随着鹿家的一步步发展壮大，儒家文化正呈现出衰落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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