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与城镇化对贸易的影响

较低的人口抚养比意味着劳动力数量巨大,我国人口多基数大,人口红利使国内供给能力提高,有利于我国对外贸易;但是近年来有学者说我国正在逐渐失去人口红利,导致贸易结构发生变化。本文将从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两方面探讨人口红利对我国外贸的影响。城镇化率是反映城镇化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由于城镇化与工业化不同步本文采用二三产业就业比重来表示工业化水平。本文依据数据与图表对我国外贸现状进行描述并得出商品进出口变化趋势,最后得出结论与思考。
目录
摘要1
关键词1
Abstract1
Key words1
引言(或绪论)1
一、我国外贸的现状以及贸易结构如何变化2
(一)我国外贸现状2
(二)进出口商品结构变化3
二、人口红利与城镇化对进口的影响6
(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6
(二)我国城乡人口消费价格指数的变化7
(三)人口红利与城镇化影响进口的原因分析7
1.设定计量模型7
2.模型的估计与调整8
3.多重共线性检验9
4.计量结果9
三、人口红利与城镇化对出口的影响10
(一)、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11
(二)我国城镇化与工业化水平11
(三)人口红利与城镇化影响出口的原因分析11
1.设定计量模型11
2.变量选取及来源12
3.检验结果12
四、结论与建议12
(一)结论12
(二)建议12
1.如何应对我国人口红利的消失13
2.如何优化贸易结构13
致谢14
参考文献14
人口红利与城镇化对我国贸易的影响
引言
引言: 目前文献基本都是在间接地研究人口红利与进出口的关联性,多数文献是在展开研究人口结构变化与经常账户失衡的相关性。国外学者的研究如下: Tylor(1995)着重于分析劳动人口比重的变化对经常账户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共和私人储蓄率是由于人口结构变化改变,因而影响到经常账户的平衡。Ferre *好棒文|www.hbsrm.com +Q: *351916072* 
ro(2005)指出,过去30年美国经常账户持续赤字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老龄人口比重的不断增加。Domeij和Floden(2006)指出,人口结构的转型对OECD国家经常账户变化的影响显著。这一类是从劳动人口或老年人口角度出发来进行分析的,着重于人口结构的某一方面。Higgins(1998)发现经常账户平衡是由于人口结构转变因而改变了储蓄供给和投资需求。Feroli(2003)通过构建跨区域的世代交叠模型,描述了过去1952—2003年间主要工业化国家的人口差异,并得出国家间人口结构差异对经常账户的影响显著的结论。Kim和Lee(2008)利用面板VAR模型,通过模型考察主要发达国家的人口结构对储蓄率和经常项目的影响,最终发现人口抚养负担的增加使储蓄率降低尤其是公共储蓄率降低了,因而经常账户被恶化,Higgs和Williamson(1997)也做了类似的研究。这是从整体人口结构角度出发进行分析。
关于我国人口结构变更和经常账户持续失衡的关联性国内学者也做了相关研究。王仁言(2003)对19892002年的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人口赡养率和经常账户差额显著负相关,因此得出人口赡养率越低,经常账户差额越显著的结论。徐晟(2008)、陈智君和胡春田(2009)在进行理论模型推演后,发现经常账户变动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人口结构的变化。朱庆(2007)、钟水映和李魁(2009)、朱超和周晔(2011)在各自的文章中使用不同计量方法,在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人口结构与经常账户之间确实存在关联性。
姚洋、余淼杰(2009)通过数据证明中国当前的出口导向模式是由中国当前人口特征和低城市化水平导致的必然结果。人口抚养比降低和城市化率不高两种因素导致劳动力供给十分丰富,但劳动力成本较低,工资收入增长十分缓慢,因而导致资本的快速积累和制造业的飞速发展,然而由于国内市场无法消费过剩的产能,因此厂商不得不将眼光转向出口,于是出口贸易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车士义、郭琳(2011)认为,若在人口红利影响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中不考虑制度和结构要素,可能导致人口红利的作用被高估,在研究中考察制度变革作为基础条件作用于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毛新雅,彭希哲(2012)指出,在人口再生产过程中由于一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因而出现一国人口老龄化速度下降速度慢于生育率下降的速度,而出现这一现象后,该国会获得劳动年龄人口对少儿人口的抚养比例和老年人口的抚养比例都比较低的一段时期。在这段时期中,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较低的社会抚养压力导致的一国储蓄率提高,因而经济得到额外发展,人口红利产生。
陈松、刘海云(2013)通过数据与实证分析指出,我国出口导向型发展的根本原因是人口红利和低城镇化率。人口红利使得我国劳动力供给充足,并带来经济的飞速增长,但也正因如此,充足的劳动力使得我国劳动力成本低廉,因而我国国民工资收入增长缓慢,国内消费能力有限,而我国工业化水平始终高于城镇化水平,因此造成国内消费能力有限与供给过剩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与之类似的是,张德明、林晓凤(2015)指出人口红利带来的低价劳动力和高储蓄率促进了产品出口。城镇化进程始终落后于工业化发展,导致国内产业发展受到限制,企业不得不将产品出口到国外以此来赚取利润,因而促进了出口贸易的发展。
童兴辉(2014)指出,人口红利的释放对外贸收支有巨大的正效应,即“人口负债”对外贸收支有巨大的负效应。童兴辉结合了劳动力年龄结构和劳动力素质结构两个指标,进一步将人口红利本质化为人均收入,由此对国民收入总体水平和收入格局进行了分析;并创新性地将外贸行业分为劳动密集型产和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两大类,分析了我国外贸的现状及其贸易结构发生的改变,指出我国由于人口红利的释放而经历产业结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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