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对营养摄入性别差距的影响chns的农户夫妻匹配样本
摘要:本文基于1989~2009年CHNS的夫妻匹配样本,以热量、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农户家庭内部夫妻之间营养分配的影响。研究表明,总体而言,FDI通过直接提供就业岗位和支付高工资(直接就业效应)以及通过间接就业创造和工资溢出(间接传导效应),引致个人收入水平提高,经由家庭内部资源再分配机制(比如,汇款)进行收入转移后,最终改变夫妻间可支配收入的分配份额,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营养摄入性别差距的收敛化;细化而言,直接就业效应主要影响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而间接效应主要影响碳水化合物和脂肪。此外,在肯定FDI积极意义的同时,家庭内部资源分配仍存在较大差距这一现实不容忽视。
目录
摘要 3
关键词 3
Abstract 3
Key words 3
引言 4
一、 FDI对家庭内部营养分配的影响路径分析 4
(一)FDI对就业和收入的影响 4
1. FDI的直接就业效应 5
2. FDI的间接传导效应 5
(二) 收入对营养摄入的影响 5
二、 实证分析 6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6
(二) 计量模型、变量设定与结果分析 7
1. 计量模型和变量设定 7
2. 模型结果分析 8
(1)外资进入的直接就业效应 11
(2)外资进入的间接传导效应 12
三、 结论与讨论 12
致谢 14
参考文献 15
附录A外资开放水平对不同性别群体营养摄入的影响(分样本回归) 17
附录B外资开放水平对城市夫妻营养摄入差距的影响 18
附录C外资开放水平对农村夫妻营养摄入差距的影响 19
外商直接投资对营养摄入性别差距的影响
——基于CHNS的农户夫妻匹配样本
引言
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长与对外开放,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出现了营养摄入性别差距扩大的现象(Carloni,1981;Dasgupta,1999;Ayinde等,2010)。中国也不例外,如表1所示,据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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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NS数据整理分析,1989~2009年期间,女性与男性热量摄入之比呈现递减趋势。
表1 性别间热量摄入量比率
1989
1991
1993
1997
2000
2004
2006
2009
女性男性比率
0.869
0.866
0.869
0.858
0.855
0.859
0.848
0.839
妻子丈夫比率
0.913
0.892
0.896
0.883
0.899
0.890
0.875
0.864
注:女性男性比率,统计了每年女性热量摄入量均值与男性热量摄入量均值的比率(方法1);妻子丈夫比率,统计了每年每个家庭妻子热量摄入量与丈夫热量摄入量比率的均值(方法2)。
毋庸置疑,营养摄入性别差距扩大主要源于收入效应(即性别收入差距扩大)。学界对于后者已论述颇多,大量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FDI)虽然具备积极的增收效应,但是,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影响是异质性的,极有可能引致男女之间性别收入差异的扩大(Seguino,2000;李实等,2013;李宏兵等,2014);但对于前者——FDI对于营养摄入性别差距的影响尚鲜有论述。因此,为探究其中可能存在的影响关系,本文将以此为重点展开实证分析。
需要强调的是,家庭内部存在资源再分配机制,其可能改变FDI对营养摄入的终端影响。纵观已有文献,对食物资源配置的研究多以男女消费平均水平的差异为研究起点(如罗巍等,2001;Mangyo,2008),这样的分析方法忽略了食品消费多以家庭为单位的事实。为展示两者方法之不同,我们分别以女性男性摄入量均值的差异(方法1)和妻子丈夫摄入量差异的均值(方法2)为依据进行计算。如表1所示,两种方法的计算结果存在差异,以往研究使用的计算方式(方法1)未考虑家庭内部收入再分配机制,进而容易错估性别间实际消费差距的变化;如方法2计算结果所示,夫妻间营养摄入差距往往比全社会男女平均差距要小许多。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以夫妻匹配样本展开研究,这有助于剖析家庭内部资源再分配机制;二是将考察指标——热量摄入指标进行细化分析,强调了碳水化合物、脂肪、乃至蛋白质摄入量差异对外资进入的不同反应;三是利用多元选择模型从动态角度考察营养摄入差距变化趋势;此外,本研究重点观察农村夫妻匹配样本,原因在于,与(吃、住在一起的)城市夫妻相比,农村夫妻可能分居两地(一方外出打工),夫妻消费决策相对独立,基于农村夫妻的实证检验,有利于我们剖析开放经济条件下外出务工群体与其配偶之间的收入及资源流动性。
下文分为三部分:首先,探讨FDI对家庭内部营养分配的影响机制,详细论述外资进入对营养摄入性别差距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其次,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库(CHNS)数据构建夫妻匹配样本,实证检验外资开放水平与农村夫妻间日均营养成分摄入差距的关系;最后,给出结论及讨论。
一、 FDI对家庭内部营养分配的影响路径分析
(一)FDI对就业和收入的影响
FDI对就业和收入存在影响是学界的共识,一方面,FDI对就业的影响。阚大学和吕连菊(2012)基于1978~2010年上海地区的年度数据,对改革开放以来FDI与就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FDI对就业存在积极的扩大效应。Siegmann (2007)采用通过内部三角测量法(Betweenmethods Triangulation)获得的1967~1999年印度尼西亚外资存量占公司总资产的比例和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工作经验、劳动时间等相关定性、定量数据着力研究劳动力性别构成、男性和女性劳动力就业环境和性别收入不平等等问题,其结果进一步证实了FDI对性别劳动力市场影响的复杂性。研究表明,FDI 对农业部门的女性就业和收入水平具有正向影响,而对制造业和酒店服务业则具有负向影响。另一方面,FDI对收入的影响。朱彤等(2012)和李宏兵等(2014)运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分别通过以各城市到海岸线最小距离的倒数作为外资进入程度的工具变量,使用对数模型估计个体收入决定方程和将劳动力个体特征变量与城市宏观变量相结合,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和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IVQR)的方法实证检验外资进入对不同性别群体相对收入水平的影响,并得出相类似的结论。他们的研究结果均表明,外资进入对男性和女性收入水平都存在显著的正向拉动作用。Seguino(2000)首先运用解构分析 (Decomposition Analysis)将影响性别收入差距的因素划分为三个部分:宏观层面政策、制度因素以及劳动供给和需求变化,再基于这三个因素运用多元回归法分别估计台湾和韩国地区的外资企业中性别收入差距的决定方程,结果表明,FDI对前者的性别收入差距存在普遍的扩大效应,而对后者的影响却不一致。原因在于,两个地区的贸易环境不同:在台湾,外资主要进入女性劳动力为主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企业主要通过压低成本以保持竞争力,而在韩国,其多选择进入资本密集型产业和男性主导行业,企业主要通过鼓励厂商进行技术升级和改进产品质量以维持竞争力。Braunstein和Brenner (2007)根据1995年和2002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和省级宏观数据,在综合考虑微观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基础上,对外资进入与性别收入差距关系进行分时间段的研究。研究表明,外资进入具备普遍的增收效应,但在前一时期(1995年)女性从外资进入中获利大于男性,性别收入差距趋于缩小,而在后一时期(2002年)女性获利优势被逆转,男性从外资进入中获得更大收益。
目录
摘要 3
关键词 3
Abstract 3
Key words 3
引言 4
一、 FDI对家庭内部营养分配的影响路径分析 4
(一)FDI对就业和收入的影响 4
1. FDI的直接就业效应 5
2. FDI的间接传导效应 5
(二) 收入对营养摄入的影响 5
二、 实证分析 6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6
(二) 计量模型、变量设定与结果分析 7
1. 计量模型和变量设定 7
2. 模型结果分析 8
(1)外资进入的直接就业效应 11
(2)外资进入的间接传导效应 12
三、 结论与讨论 12
致谢 14
参考文献 15
附录A外资开放水平对不同性别群体营养摄入的影响(分样本回归) 17
附录B外资开放水平对城市夫妻营养摄入差距的影响 18
附录C外资开放水平对农村夫妻营养摄入差距的影响 19
外商直接投资对营养摄入性别差距的影响
——基于CHNS的农户夫妻匹配样本
引言
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长与对外开放,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出现了营养摄入性别差距扩大的现象(Carloni,1981;Dasgupta,1999;Ayinde等,2010)。中国也不例外,如表1所示,据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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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NS数据整理分析,1989~2009年期间,女性与男性热量摄入之比呈现递减趋势。
表1 性别间热量摄入量比率
1989
1991
1993
1997
2000
2004
2006
2009
女性男性比率
0.869
0.866
0.869
0.858
0.855
0.859
0.848
0.839
妻子丈夫比率
0.913
0.892
0.896
0.883
0.899
0.890
0.875
0.864
注:女性男性比率,统计了每年女性热量摄入量均值与男性热量摄入量均值的比率(方法1);妻子丈夫比率,统计了每年每个家庭妻子热量摄入量与丈夫热量摄入量比率的均值(方法2)。
毋庸置疑,营养摄入性别差距扩大主要源于收入效应(即性别收入差距扩大)。学界对于后者已论述颇多,大量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FDI)虽然具备积极的增收效应,但是,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影响是异质性的,极有可能引致男女之间性别收入差异的扩大(Seguino,2000;李实等,2013;李宏兵等,2014);但对于前者——FDI对于营养摄入性别差距的影响尚鲜有论述。因此,为探究其中可能存在的影响关系,本文将以此为重点展开实证分析。
需要强调的是,家庭内部存在资源再分配机制,其可能改变FDI对营养摄入的终端影响。纵观已有文献,对食物资源配置的研究多以男女消费平均水平的差异为研究起点(如罗巍等,2001;Mangyo,2008),这样的分析方法忽略了食品消费多以家庭为单位的事实。为展示两者方法之不同,我们分别以女性男性摄入量均值的差异(方法1)和妻子丈夫摄入量差异的均值(方法2)为依据进行计算。如表1所示,两种方法的计算结果存在差异,以往研究使用的计算方式(方法1)未考虑家庭内部收入再分配机制,进而容易错估性别间实际消费差距的变化;如方法2计算结果所示,夫妻间营养摄入差距往往比全社会男女平均差距要小许多。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以夫妻匹配样本展开研究,这有助于剖析家庭内部资源再分配机制;二是将考察指标——热量摄入指标进行细化分析,强调了碳水化合物、脂肪、乃至蛋白质摄入量差异对外资进入的不同反应;三是利用多元选择模型从动态角度考察营养摄入差距变化趋势;此外,本研究重点观察农村夫妻匹配样本,原因在于,与(吃、住在一起的)城市夫妻相比,农村夫妻可能分居两地(一方外出打工),夫妻消费决策相对独立,基于农村夫妻的实证检验,有利于我们剖析开放经济条件下外出务工群体与其配偶之间的收入及资源流动性。
下文分为三部分:首先,探讨FDI对家庭内部营养分配的影响机制,详细论述外资进入对营养摄入性别差距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其次,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库(CHNS)数据构建夫妻匹配样本,实证检验外资开放水平与农村夫妻间日均营养成分摄入差距的关系;最后,给出结论及讨论。
一、 FDI对家庭内部营养分配的影响路径分析
(一)FDI对就业和收入的影响
FDI对就业和收入存在影响是学界的共识,一方面,FDI对就业的影响。阚大学和吕连菊(2012)基于1978~2010年上海地区的年度数据,对改革开放以来FDI与就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FDI对就业存在积极的扩大效应。Siegmann (2007)采用通过内部三角测量法(Betweenmethods Triangulation)获得的1967~1999年印度尼西亚外资存量占公司总资产的比例和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工作经验、劳动时间等相关定性、定量数据着力研究劳动力性别构成、男性和女性劳动力就业环境和性别收入不平等等问题,其结果进一步证实了FDI对性别劳动力市场影响的复杂性。研究表明,FDI 对农业部门的女性就业和收入水平具有正向影响,而对制造业和酒店服务业则具有负向影响。另一方面,FDI对收入的影响。朱彤等(2012)和李宏兵等(2014)运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分别通过以各城市到海岸线最小距离的倒数作为外资进入程度的工具变量,使用对数模型估计个体收入决定方程和将劳动力个体特征变量与城市宏观变量相结合,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和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IVQR)的方法实证检验外资进入对不同性别群体相对收入水平的影响,并得出相类似的结论。他们的研究结果均表明,外资进入对男性和女性收入水平都存在显著的正向拉动作用。Seguino(2000)首先运用解构分析 (Decomposition Analysis)将影响性别收入差距的因素划分为三个部分:宏观层面政策、制度因素以及劳动供给和需求变化,再基于这三个因素运用多元回归法分别估计台湾和韩国地区的外资企业中性别收入差距的决定方程,结果表明,FDI对前者的性别收入差距存在普遍的扩大效应,而对后者的影响却不一致。原因在于,两个地区的贸易环境不同:在台湾,外资主要进入女性劳动力为主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企业主要通过压低成本以保持竞争力,而在韩国,其多选择进入资本密集型产业和男性主导行业,企业主要通过鼓励厂商进行技术升级和改进产品质量以维持竞争力。Braunstein和Brenner (2007)根据1995年和2002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和省级宏观数据,在综合考虑微观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基础上,对外资进入与性别收入差距关系进行分时间段的研究。研究表明,外资进入具备普遍的增收效应,但在前一时期(1995年)女性从外资进入中获利大于男性,性别收入差距趋于缩小,而在后一时期(2002年)女性获利优势被逆转,男性从外资进入中获得更大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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