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说新语》看佛教在魏晋的发展
从《世说新语》看佛教在魏晋的发展[20191210155359]
内容摘要：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变动最为频繁的时期，战争连绵不断，中央集权不断削弱，导致思想专制出现裂缝，社会思潮日渐活跃，儒教传统思想受到挑战，玄学盛行，佛教兴起，最终形成“玄佛合流”。《世说新语》正是完成于当时的一篇记载时人言谈轶事的极具代表性的“志人小说”，它的内容和引注深刻反映了当时社会思想变化的事实、原因和影响，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不可忽视。
首先对《世说新语》的文本做了详细的分类、整理和分析，然后再在此基础之上得到佛教在魏晋不断发展的事实；再通过玄学佛学化和名士高僧化两个方面论述佛教的不断发展给当时人们所带来的巨大影响；最后，从当时的政治、思想和社会风尚三个方面总结佛教迅速传播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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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世说新语》佛教魏晋南北朝ThedevelopmentofBuddhisminWeiandJinDynastiesfromthe"ShiShuoXinYu"
目 录
一、引言 1
二、从《世说新语》看佛教在本土扎根的事实 1
（一）两晋之前未达普及 2
（二）两晋之后本土扎根 3
三、从《世说新语》看佛教对当时的人的影响 4
（一）玄学佛学化 4
（二）名士高僧化 5
四、 从《世说新语》看佛教在当时发展的原因 6
（一）社会混乱，战争频繁 7
（二）集权削弱，思想活跃 7
（三）玄学泛滥，文人尚智 8
五、结语 9
参考文献 11
致 谢 12
从《世说新语》看佛教在魏晋的发展
一、引言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政权更迭的最为频繁和复杂的时期。政权的分裂和中央集权的削弱，在这样的政治状况之下，魏晋南北朝的经济总体上依旧是处于不断前进的状态。而正是有了这样的政治和经济前提，魏晋南北朝的文化也随之产生了巨大地发展，突出表现为佛教的迅猛发展和中国化的事实。《世说新语》正是产生于这个时期的记述魏晋时期士人言谈轶事的重要的“志人小说”，它塑造了一大批极具个性的僧人形象；以简略的文学语言记述了很多当时的佛教活动；简析了当时士佛交往的情况；在分析魏晋佛教发展的方面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研究《世说新语》人物塑造、美学特征、语言艺术、思想倾向、史学价值等的学者很多，解析魏晋佛学流变的论著也不少，通过《世说新语》看魏晋佛教发展的人却很少。所以，我选择了从《世说新语》看佛教在魏晋的发展作为我的研究课题。
《世说新语》对当时社会及人物的品貌和风采有了较为全面的展示和重现，在人物言行和轶事之中表现了当时佛教发展状况。所以我翻阅查看了不少关于魏晋佛教流变和《世说新语》研究的文献资料，以《世说新语》文本为研究对象，希望能够通过对其文本的解读，对魏晋时期佛教的发展有更为全面而科学的认识。
《世说新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文体的限制，并不能像一般的“志人小说”一样详尽地吸收当时诸多的印度佛教的原型，并且其旨要并不是在于宣传佛教教义，但是，它确实与佛学有着诸多联系。因此，它可以作为探究魏晋佛教传播和佛学发展的良好媒介。魏晋政治纷争不断，经济混乱不堪，造成严重的统治者倾轧文人的情况。随之而来的是文人厌世避世、远离政治的倾向。《世说新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趋势，并且暗含当时佛学迅速传播的原因与之密不可分。同时，《世说新语》还展现了在这种倾向下佛教带给人的指向作用，所以，通过《世说新语》，可以探究当时佛学对于缓解文人焦虑方面的作用，也帮助他们寻找人生的另外出路。除了以上意义，现实而言，研究这个论题也给现今浮躁的社会提供了一种不同的信仰和价值观，抚慰人们的心灵。
二、从《世说新语》看佛教在本土扎根的事实
佛教并不是中国的本土宗教，是在我国对外经济辐射、政治影响、文化交流的情况下慢慢渗透传入中国的。并且传播速度由慢变快。两晋以前，佛教在我国的传播及发展还不甚明显。由于本文论述需要，虽然这一情况在《世说新语》中无法得到体现，但我依旧查阅了其他典籍和论著，进行了简单的论述。
（一）两晋之前未达普及
佛教传入我国的时间到底是何时，传说纷繁，各有歧误。汤用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史》一书中列举了十种佛教传入中国的传说：“分别是伯益知有佛、周世佛法已来、孔子与佛、燕昭王、古阿育王寺、秦始皇与佛教，东方朔、张骞、休屠王金人、刘向叙列仙。”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汤先生再言：“汉明帝永平年中，遣使往西域求法，是为我国公认佛教入中国之始。”因此，《牟子理惑论》第二十章，记述汉朝最早闻说佛教事宜，汉末之时，佛教正式传入我国。
汉代时佛教已在中国有了发展，《太平经》与化胡说，安世高和支娄迦之译经，都是汉代佛教在我国存在和发展的实证。而在汉代，佛教依旧被视为道教的一种，它的旨要与当时道教的黄老方技共通。此时佛教虽然已经传入，但是尚未独立，并且未达普及，依旧依附与道教。不过，就像《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里说：“吾之视汉代佛教自成一时期者”，汉末时，虽然佛教在中国尚处于开始阶段，但是也极具自己的特色。
汉末佛教传入中国并形成一个独具特色的格局，而三国时期，虽然佛教仍旧未达普及，但是佛教及各阶层人士也已经开始了众多的活动，佛教在玄学为大的背景下，慢慢开始变化发展。
首先，由于政治交流，国外不断有僧人来到中土传播佛教教义。《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里明确总结：“（一）昙柯迦罗，中印度人，以齐王芳嘉平二年（公元250年）于洛阳白马寺出《僧祇戒心》。（二）康僧铠，印度人。但既姓康，或为康居人。于嘉平四年（公元252年）在白马寺译经。”上面的记载说明当时已经有一些外国僧人进入中国，进行佛经的翻译工作，虽然不是大面积的传播发展，但是也可见当时佛教已经有了流变和传播的实质进展。
除此以外，与外国僧人的进入相比，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我国人士的一些与佛教相关的活动，其中以朱士行西行最为明显。汤用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关于这一点，也有单独的论述：“朱士行以魏甘露五年（公元260年）出塞，西至于阗国，写得《般若》正品梵书九十章，是曰《放光般若经》；士行行万余里，在外二十余年，终送其所求之经达本国。其后竟死于阗。”此记载中，朱士行跋涉千里，不惜生命取得佛教经典。可见，当时不仅国外僧人进入中国传教，我国本土人士也有了一些引入和翻译佛教经典的行为，佛教发展传播的趋势不可否认。但是，从以上的记录也可以窥看得知，除了取译佛经之外，此时佛教在我国并未有更为深入和广阔的发展，然而，汉魏三国之时，玄学依旧是社会思想的主流，同样是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说道：“何王在正始之世，《老》《庄》玄谈隆盛；《老》《庄》玄学，亦尚全身养生。两汉方士道家长生久视之术，曰祠祀，曰丹药，曰辟榖，曰吐纳。”由此可见，两晋之前，汉末三国之时，佛教在中国虽然孕育并有所成长但并未普及。
同两晋以前佛学发展的缓慢相比，两晋是我国佛教发展的重要时期。西晋时我国僧人与外国僧人的交流活动已经非常频繁，东晋时僧人更是出入皇宫，与统治阶级与士人阶级有了频繁而深入的交游。关于这两点，《世说新语》文本中都有不少例证。
（二）两晋之后本土扎根
三国以后，由于社会政治和思想的原因，玄学盛行，及至玄学，佛学才真正进入人们的视野，逐渐与玄学分离，自我独立并且不断发展。佛学为玄学补充新的思想内容，达到“玄佛合流”，最后取代玄学，及至魏晋后在中国扎根并且迅速普及发展。
关于佛教在两晋后普及的情况，在《世说新语》里面也多有涉及。首先是西晋时期，这一时期，我国僧人更加频繁的向国内输送佛教经典，用以佛教理论的流布，如果说三国时是个人引译的话，那么到了西晋，则是僧人群体的集体讲诵佛教典籍。其中，以《般若经》之翻译最多，流传也最为深远。此时，已有朱士行、支孝龙、帛法祚等僧人都争相讲解各种《般若》的译本。《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讲到：“朱士行讲《道行》，求得《放光》胡本；支孝龙就竺叔兰写《放光经》五部，校为定本。既得披阅，旬有余日，便就开讲；帛法祚注《放光般若经》。”这些记录，可以清晰的表明西晋时期，僧人们的活动已经相当频繁，单纯的翻译佛经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他们开始根据自己的理解来开坛讲解佛经，向众人传播佛教的教义，佛学由引入转向传播，由此开启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
而西晋只是佛教在我国繁盛的开始，东晋时期才是佛教蓬勃之时。此时，不仅依旧有本国僧人如竺道潜、支遁、于法开等人进行众多的佛经翻译工作，国内外僧人之间的交流也更为密切，如鸠摩罗什入长安，翻译《大品》与《小品》，我国僧人与之交游，佛教宗义更为畅顺清晰。除此以外，西晋僧人与文人之间的交游也开始频繁，两者的关系更为密切和深入。关于这一点，《世说新语》中多有体现。文学第四第47则：
康僧渊初过江，〔一〕未有知者，恒周旋市肆，乞索以自营。忽往殷渊源许，值盛有宾客，殷使坐，粗与寒温，遂及义理。语言辞旨，曾无愧色。领略粗举，一往参诣。由是知之。〔二〕僧渊氏族，所出未详。疑是胡人。尚书令沈约撰晋书，亦称其有义学。〔三）
这一则讲述康僧渊在殷浩家里大谈玄理，境界高深，并且因为这件事而名声大震。而文学第四第55则：
支道林、许、谢盛德，共集王家。许询、谢安、王濛。谢顾谓诸人：“今日可谓彦会，时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难常。当共言咏，以写其怀。”
这一则论述了东晋名僧与许询、谢安等名士集会谈玄之事，直接反映了当时僧人与文人之间的交往活动。由上可知，从西晋的理论传播开始，到东晋，佛教是真正的开始在我国扎根。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文人与士人之间的互动，东晋时期，连统治阶级都对佛学心向往之，并且与当时的名僧们多有交流。名僧出入皇宫，帝王崇尚佛理，与僧人谈玄的记载在《世说新语》中屡屡出现。文学第四第44则记载：
佛经以为袪练神明，则圣人可致。释氏经曰：“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但能修智慧，断烦恼，万行具足，便成佛也。”简文云：“不知便可登峰造极不？然陶练之功，尚不可诬。”
简文帝对佛经有自己的理解，说明其对于佛理专研很深，这是帝王崇尚佛教，喜爱佛理的极好证明。而汤用彤援引《高逸沙门传》道：“晋元、明二帝游心虚玄，以宾友礼待法师。王公，庾公倾心在侧，好同臭味也。”这里晋元、明两帝礼待僧人，并且聆听僧人讲经津津有味，还有王庾两位名士相伴，更加说明了当时统治阶级乐于和僧人相交，倾慕佛教理论这一事实。
由上面两个方面，我们可以清楚的了解到，东晋时期，佛教在我国的发展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扩展到许多不同的方面。也就是在此时，佛教这一外来宗教真正的在本土扎下根来。当然，佛学在当时的蓬勃发展这一事实只是魏晋佛教发展的一个很基础的部分，以此为根基，佛教对当时人们和社会的影响和这种影响产生的原因才是本文探究的重点。
三、从《世说新语》看佛教对当时的人的影响
上面已经论述了佛教在当时社会蓬勃发展这一不争的事实，而在此基础上，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这一社会现象所带来的众多影响，通过对《世说新语》的研读和整理，以及对其他资料的翻阅分析，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看魏晋佛教迅速发展所带来的影响。
（一）玄学佛学化
佛教对魏晋人们的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这种影响表现在生活、政治、思想和人生选择等种种方面，首先要提到的就是佛教的流变给人思想上所带来的变化。具体表现在对当时社会思想主流玄学的影响，即玄学的佛学化。
所谓玄学佛学化，也就是指佛学的中国化。而佛学的中国化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就是我国僧人对于佛教经典的引入和翻译，这一点，在《世说新语》里也多有表现，首先是《世说新语》中的注释里引用的佛学经典数量繁多，其中，经典有《法华经》、《维摩诘经》、《波罗密经》、《浮屠经》等，论记也有《支公书》、《佛图澄传》、《支道林集妙观章》等，魏晋文人吸收佛教文化的广度和深度可见一斑。
第二，是外国僧人来到我国并不断本土化的过程。关于这一点，《世说新语》原文也有论及。而且，当时的僧侣非常受人尊敬，不只是名士，甚至统治者也对他们礼遇有加。言语第二第三十九则：
高坐道人不作汉语，或问此意，简文曰：“以简应对之烦。”
这一处明显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对外国僧人的宽容和回护、尊敬和理解。僧人们译经是使佛教经典中国化的过程，而中国统治者对于外国僧侣的尊敬更促进了外国佛教人士适应中土，加快他们本土化的进程。
第二，则是当时的僧人群体对于佛教经典的讲授理解和互相论辩。当时多有名望的僧人都会举行法会，进行佛教典籍的讲解。文学第四第四十一条：
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 高逸沙门传曰：“道林时讲维摩诘经。”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
这一则中就论述了支道林讲解《维摩诘经》，众人莫不欢欣鼓舞。这里就生动的表明当时僧人讲经的频繁和极受欢迎这个现实。其次，就是名士或僧侣之间就佛教典籍或佛教问题进行论辩。文学第四第四十五则则论述于法开授意徒弟和支道林辩论《小品》经这件事：
内容摘要：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变动最为频繁的时期，战争连绵不断，中央集权不断削弱，导致思想专制出现裂缝，社会思潮日渐活跃，儒教传统思想受到挑战，玄学盛行，佛教兴起，最终形成“玄佛合流”。《世说新语》正是完成于当时的一篇记载时人言谈轶事的极具代表性的“志人小说”，它的内容和引注深刻反映了当时社会思想变化的事实、原因和影响，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不可忽视。
首先对《世说新语》的文本做了详细的分类、整理和分析，然后再在此基础之上得到佛教在魏晋不断发展的事实；再通过玄学佛学化和名士高僧化两个方面论述佛教的不断发展给当时人们所带来的巨大影响；最后，从当时的政治、思想和社会风尚三个方面总结佛教迅速传播的原因。
查看完整论文请+Q: 351916072
关键字:《世说新语》佛教魏晋南北朝ThedevelopmentofBuddhisminWeiandJinDynastiesfromthe"ShiShuoXinYu"
目 录
一、引言 1
二、从《世说新语》看佛教在本土扎根的事实 1
（一）两晋之前未达普及 2
（二）两晋之后本土扎根 3
三、从《世说新语》看佛教对当时的人的影响 4
（一）玄学佛学化 4
（二）名士高僧化 5
四、 从《世说新语》看佛教在当时发展的原因 6
（一）社会混乱，战争频繁 7
（二）集权削弱，思想活跃 7
（三）玄学泛滥，文人尚智 8
五、结语 9
参考文献 11
致 谢 12
从《世说新语》看佛教在魏晋的发展
一、引言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政权更迭的最为频繁和复杂的时期。政权的分裂和中央集权的削弱，在这样的政治状况之下，魏晋南北朝的经济总体上依旧是处于不断前进的状态。而正是有了这样的政治和经济前提，魏晋南北朝的文化也随之产生了巨大地发展，突出表现为佛教的迅猛发展和中国化的事实。《世说新语》正是产生于这个时期的记述魏晋时期士人言谈轶事的重要的“志人小说”，它塑造了一大批极具个性的僧人形象；以简略的文学语言记述了很多当时的佛教活动；简析了当时士佛交往的情况；在分析魏晋佛教发展的方面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研究《世说新语》人物塑造、美学特征、语言艺术、思想倾向、史学价值等的学者很多，解析魏晋佛学流变的论著也不少，通过《世说新语》看魏晋佛教发展的人却很少。所以，我选择了从《世说新语》看佛教在魏晋的发展作为我的研究课题。
《世说新语》对当时社会及人物的品貌和风采有了较为全面的展示和重现，在人物言行和轶事之中表现了当时佛教发展状况。所以我翻阅查看了不少关于魏晋佛教流变和《世说新语》研究的文献资料，以《世说新语》文本为研究对象，希望能够通过对其文本的解读，对魏晋时期佛教的发展有更为全面而科学的认识。
《世说新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文体的限制，并不能像一般的“志人小说”一样详尽地吸收当时诸多的印度佛教的原型，并且其旨要并不是在于宣传佛教教义，但是，它确实与佛学有着诸多联系。因此，它可以作为探究魏晋佛教传播和佛学发展的良好媒介。魏晋政治纷争不断，经济混乱不堪，造成严重的统治者倾轧文人的情况。随之而来的是文人厌世避世、远离政治的倾向。《世说新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趋势，并且暗含当时佛学迅速传播的原因与之密不可分。同时，《世说新语》还展现了在这种倾向下佛教带给人的指向作用，所以，通过《世说新语》，可以探究当时佛学对于缓解文人焦虑方面的作用，也帮助他们寻找人生的另外出路。除了以上意义，现实而言，研究这个论题也给现今浮躁的社会提供了一种不同的信仰和价值观，抚慰人们的心灵。
二、从《世说新语》看佛教在本土扎根的事实
佛教并不是中国的本土宗教，是在我国对外经济辐射、政治影响、文化交流的情况下慢慢渗透传入中国的。并且传播速度由慢变快。两晋以前，佛教在我国的传播及发展还不甚明显。由于本文论述需要，虽然这一情况在《世说新语》中无法得到体现，但我依旧查阅了其他典籍和论著，进行了简单的论述。
（一）两晋之前未达普及
佛教传入我国的时间到底是何时，传说纷繁，各有歧误。汤用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史》一书中列举了十种佛教传入中国的传说：“分别是伯益知有佛、周世佛法已来、孔子与佛、燕昭王、古阿育王寺、秦始皇与佛教，东方朔、张骞、休屠王金人、刘向叙列仙。”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汤先生再言：“汉明帝永平年中，遣使往西域求法，是为我国公认佛教入中国之始。”因此，《牟子理惑论》第二十章，记述汉朝最早闻说佛教事宜，汉末之时，佛教正式传入我国。
汉代时佛教已在中国有了发展，《太平经》与化胡说，安世高和支娄迦之译经，都是汉代佛教在我国存在和发展的实证。而在汉代，佛教依旧被视为道教的一种，它的旨要与当时道教的黄老方技共通。此时佛教虽然已经传入，但是尚未独立，并且未达普及，依旧依附与道教。不过，就像《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里说：“吾之视汉代佛教自成一时期者”，汉末时，虽然佛教在中国尚处于开始阶段，但是也极具自己的特色。
汉末佛教传入中国并形成一个独具特色的格局，而三国时期，虽然佛教仍旧未达普及，但是佛教及各阶层人士也已经开始了众多的活动，佛教在玄学为大的背景下，慢慢开始变化发展。
首先，由于政治交流，国外不断有僧人来到中土传播佛教教义。《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里明确总结：“（一）昙柯迦罗，中印度人，以齐王芳嘉平二年（公元250年）于洛阳白马寺出《僧祇戒心》。（二）康僧铠，印度人。但既姓康，或为康居人。于嘉平四年（公元252年）在白马寺译经。”上面的记载说明当时已经有一些外国僧人进入中国，进行佛经的翻译工作，虽然不是大面积的传播发展，但是也可见当时佛教已经有了流变和传播的实质进展。
除此以外，与外国僧人的进入相比，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我国人士的一些与佛教相关的活动，其中以朱士行西行最为明显。汤用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关于这一点，也有单独的论述：“朱士行以魏甘露五年（公元260年）出塞，西至于阗国，写得《般若》正品梵书九十章，是曰《放光般若经》；士行行万余里，在外二十余年，终送其所求之经达本国。其后竟死于阗。”此记载中，朱士行跋涉千里，不惜生命取得佛教经典。可见，当时不仅国外僧人进入中国传教，我国本土人士也有了一些引入和翻译佛教经典的行为，佛教发展传播的趋势不可否认。但是，从以上的记录也可以窥看得知，除了取译佛经之外，此时佛教在我国并未有更为深入和广阔的发展，然而，汉魏三国之时，玄学依旧是社会思想的主流，同样是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说道：“何王在正始之世，《老》《庄》玄谈隆盛；《老》《庄》玄学，亦尚全身养生。两汉方士道家长生久视之术，曰祠祀，曰丹药，曰辟榖，曰吐纳。”由此可见，两晋之前，汉末三国之时，佛教在中国虽然孕育并有所成长但并未普及。
同两晋以前佛学发展的缓慢相比，两晋是我国佛教发展的重要时期。西晋时我国僧人与外国僧人的交流活动已经非常频繁，东晋时僧人更是出入皇宫，与统治阶级与士人阶级有了频繁而深入的交游。关于这两点，《世说新语》文本中都有不少例证。
（二）两晋之后本土扎根
三国以后，由于社会政治和思想的原因，玄学盛行，及至玄学，佛学才真正进入人们的视野，逐渐与玄学分离，自我独立并且不断发展。佛学为玄学补充新的思想内容，达到“玄佛合流”，最后取代玄学，及至魏晋后在中国扎根并且迅速普及发展。
关于佛教在两晋后普及的情况，在《世说新语》里面也多有涉及。首先是西晋时期，这一时期，我国僧人更加频繁的向国内输送佛教经典，用以佛教理论的流布，如果说三国时是个人引译的话，那么到了西晋，则是僧人群体的集体讲诵佛教典籍。其中，以《般若经》之翻译最多，流传也最为深远。此时，已有朱士行、支孝龙、帛法祚等僧人都争相讲解各种《般若》的译本。《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讲到：“朱士行讲《道行》，求得《放光》胡本；支孝龙就竺叔兰写《放光经》五部，校为定本。既得披阅，旬有余日，便就开讲；帛法祚注《放光般若经》。”这些记录，可以清晰的表明西晋时期，僧人们的活动已经相当频繁，单纯的翻译佛经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他们开始根据自己的理解来开坛讲解佛经，向众人传播佛教的教义，佛学由引入转向传播，由此开启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
而西晋只是佛教在我国繁盛的开始，东晋时期才是佛教蓬勃之时。此时，不仅依旧有本国僧人如竺道潜、支遁、于法开等人进行众多的佛经翻译工作，国内外僧人之间的交流也更为密切，如鸠摩罗什入长安，翻译《大品》与《小品》，我国僧人与之交游，佛教宗义更为畅顺清晰。除此以外，西晋僧人与文人之间的交游也开始频繁，两者的关系更为密切和深入。关于这一点，《世说新语》中多有体现。文学第四第47则：
康僧渊初过江，〔一〕未有知者，恒周旋市肆，乞索以自营。忽往殷渊源许，值盛有宾客，殷使坐，粗与寒温，遂及义理。语言辞旨，曾无愧色。领略粗举，一往参诣。由是知之。〔二〕僧渊氏族，所出未详。疑是胡人。尚书令沈约撰晋书，亦称其有义学。〔三）
这一则讲述康僧渊在殷浩家里大谈玄理，境界高深，并且因为这件事而名声大震。而文学第四第55则：
支道林、许、谢盛德，共集王家。许询、谢安、王濛。谢顾谓诸人：“今日可谓彦会，时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难常。当共言咏，以写其怀。”
这一则论述了东晋名僧与许询、谢安等名士集会谈玄之事，直接反映了当时僧人与文人之间的交往活动。由上可知，从西晋的理论传播开始，到东晋，佛教是真正的开始在我国扎根。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文人与士人之间的互动，东晋时期，连统治阶级都对佛学心向往之，并且与当时的名僧们多有交流。名僧出入皇宫，帝王崇尚佛理，与僧人谈玄的记载在《世说新语》中屡屡出现。文学第四第44则记载：
佛经以为袪练神明，则圣人可致。释氏经曰：“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但能修智慧，断烦恼，万行具足，便成佛也。”简文云：“不知便可登峰造极不？然陶练之功，尚不可诬。”
简文帝对佛经有自己的理解，说明其对于佛理专研很深，这是帝王崇尚佛教，喜爱佛理的极好证明。而汤用彤援引《高逸沙门传》道：“晋元、明二帝游心虚玄，以宾友礼待法师。王公，庾公倾心在侧，好同臭味也。”这里晋元、明两帝礼待僧人，并且聆听僧人讲经津津有味，还有王庾两位名士相伴，更加说明了当时统治阶级乐于和僧人相交，倾慕佛教理论这一事实。
由上面两个方面，我们可以清楚的了解到，东晋时期，佛教在我国的发展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扩展到许多不同的方面。也就是在此时，佛教这一外来宗教真正的在本土扎下根来。当然，佛学在当时的蓬勃发展这一事实只是魏晋佛教发展的一个很基础的部分，以此为根基，佛教对当时人们和社会的影响和这种影响产生的原因才是本文探究的重点。
三、从《世说新语》看佛教对当时的人的影响
上面已经论述了佛教在当时社会蓬勃发展这一不争的事实，而在此基础上，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这一社会现象所带来的众多影响，通过对《世说新语》的研读和整理，以及对其他资料的翻阅分析，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看魏晋佛教迅速发展所带来的影响。
（一）玄学佛学化
佛教对魏晋人们的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这种影响表现在生活、政治、思想和人生选择等种种方面，首先要提到的就是佛教的流变给人思想上所带来的变化。具体表现在对当时社会思想主流玄学的影响，即玄学的佛学化。
所谓玄学佛学化，也就是指佛学的中国化。而佛学的中国化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就是我国僧人对于佛教经典的引入和翻译，这一点，在《世说新语》里也多有表现，首先是《世说新语》中的注释里引用的佛学经典数量繁多，其中，经典有《法华经》、《维摩诘经》、《波罗密经》、《浮屠经》等，论记也有《支公书》、《佛图澄传》、《支道林集妙观章》等，魏晋文人吸收佛教文化的广度和深度可见一斑。
第二，是外国僧人来到我国并不断本土化的过程。关于这一点，《世说新语》原文也有论及。而且，当时的僧侣非常受人尊敬，不只是名士，甚至统治者也对他们礼遇有加。言语第二第三十九则：
高坐道人不作汉语，或问此意，简文曰：“以简应对之烦。”
这一处明显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对外国僧人的宽容和回护、尊敬和理解。僧人们译经是使佛教经典中国化的过程，而中国统治者对于外国僧侣的尊敬更促进了外国佛教人士适应中土，加快他们本土化的进程。
第二，则是当时的僧人群体对于佛教经典的讲授理解和互相论辩。当时多有名望的僧人都会举行法会，进行佛教典籍的讲解。文学第四第四十一条：
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 高逸沙门传曰：“道林时讲维摩诘经。”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
这一则中就论述了支道林讲解《维摩诘经》，众人莫不欢欣鼓舞。这里就生动的表明当时僧人讲经的频繁和极受欢迎这个现实。其次，就是名士或僧侣之间就佛教典籍或佛教问题进行论辩。文学第四第四十五则则论述于法开授意徒弟和支道林辩论《小品》经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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